在西柏坡干部培训学院的专题课程中，有一堂特殊的课——《协商建国：从五一口号到共同纲领》。学员们坐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前，在当年召开会议的土坯房旁，聆听教员讲述那段奠定新中国基石的历史。这段历史的核心，就是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的诞生。

五一口号：协商建国的第一声号角

1948年春天，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。中共中央审时度势，决定向全国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。4月30日，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“五一口号”在西柏坡正式发布，其中第五条明确提出：“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、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，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。”

这一号召如春雷般响彻全国。各民主党派纷纷通电响应，一时间，从香港到东北，从上海到北平，民主人士冲破重重阻挠，陆续北上解放区。据中央档案馆记载，到1949年初，已有350多位民主人士抵达解放区，共同参与新中国的筹建。

七届二中全会：为共同纲领奠定理论基础

1949年3月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。这次全会规定了革命胜利后党在政治、经济、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，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描绘了蓝图。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：“从现在起，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。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。”

全会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。这些决策，构成了随后制定《共同纲领》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。在西柏坡党员教育的课堂上，这段历史被反复强调：七届二中全会不仅为“进京赶考”做准备，更为新中国的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。

周恩来亲笔起草：五易其稿的“临时宪法”

1949年6月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。周恩来担任第三小组组长，负责起草《共同纲领》。为了保证按时拿出草案，周恩来集中一段时间，把自己“关”在中南海勤政殿里，亲自执笔起草。

据参与起草工作的同志回忆，周恩来对每一句话都反复推敲。他常说：“这个纲领是各党派共同遵守的，一个字都不能马虎。”到8月22日，草案已五易其稿。随后，毛泽东又对草案进行了精心修改，改动总计达200多处。他不仅修改内容，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。

1949年9月29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。这部被称为“临时宪法”的重要文件，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、政体、经济政策、文化教育政策、民族政策、外交政策等，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。

西柏坡与共同纲领：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

虽然《共同纲领》最终在北平通过，但它的根在西柏坡。从1948年的“五一口号”，到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，西柏坡见证了协商建国最关键的思想酝酿和决策过程。

在西柏坡干部培训学院的现场教学中，学员们站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前，教员会这样讲述：“就在这间简陋的会议室里，毛泽东告诫全党‘夺取全国胜利，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’。也是在这里，党中央为《共同纲领》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。新中国是从西柏坡走来的，协商民主也是从西柏坡开始的。”

共同纲领的时代启示

七十多年过去，《共同纲领》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但它蕴含的精神历久弥新。

一是协商民主的精神。《共同纲领》的制定过程，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、无党派人士共同协商的过程。这种“有事好商量”的传统，至今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鲜明特色。

二是团结合作的精神。来自不同党派、不同界别的代表齐聚一堂，共同为新中国的诞生出谋划策。这种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思想，对于今天凝聚各方力量建设雄安新区、实现民族复兴，依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

三是制度建设的初心。《共同纲领》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根本制度，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这启示后人：制度建设是长治久安的根本，必须始终坚持和完善。

结语：从西柏坡走来的新中国

如今，在西柏坡干部培训学院的结业仪式上，学员们常常会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前重温入党誓词。他们身后的土坯房里，仿佛还回荡着当年讨论建国大计的声音;他们手中的《共同纲领》学习资料，还在传递着那段协商建国的历史记忆。

从西柏坡到北平，从“五一口号”到《共同纲领》，新中国就这样一步一步走来。这段历史告诉我们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，不是凭空产生的，而是在西柏坡的土坯房里、在民主人士北上的路途中、在一次次协商讨论中逐步形成的。这，就是西柏坡党员教育要传递的最宝贵财富。

西柏坡干部培训学院官网 刘丹